资阳市雁江区建设投资债权资产（资阳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4期资阳市雁江区建设投资债权资产，第1—17页

蓝勇

摘

要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形成南北二道，北道地位更高；南道地位相对较低，是东大路资阳市雁江区建设投资债权资产的前身。在明清四川盆地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迁资阳市雁江区建设投资债权资产的背景下，重庆成为与成都相当之一极，由此东大路逐渐定型与繁盛。明代东大路设立12个驿站，清代基本相承；沿线还设有大量铺递。东大路总里程为1000里左右，共10程，实际行走11—12天，西段往往借助沱江水路舟行。东大路定型于明初，初时多以“东南路”“川东路”“东路”相称。“东大路”之名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有联系两极、浅丘农业、丰沛水利、通江达海、界邻盐都等自然、人文优势，是四川盆地第一路，客观上形成“东大路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大路经济带”地位下降，但“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又为古老的东大路振兴带来了机遇。

作者简介

蓝勇，男，1962年生，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

一、

目前学术界对于蜀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狭义的川陕蜀道方面，对四川盆地内通道的研究并不深入。在古代交通线中，成渝东大路在巴蜀历史上影响很大。虽然东大路的历史谈不上悠久，但在明清时期可以称上四川盆地内部交通第一路。东大路的出现和繁荣与四川盆地历史时期地缘格局变化的关系密切。

四川盆地内交通路线的空间地位变化与其政治经济格局和交通运输形式的更替有关。先秦时代，巴蜀先民更多利用长江水系的舟楫之利进行交通往来。汉晋时期，水路仍是最重要的通路，如东汉岑彭、吴汉攻公孙述，三国吴使张温使蜀和蜀使费祎使吴，晋桓温灭李势和朱龄石灭谯纵都是取水路出入。至唐宋时，成都合江亭(今南河口)东下扬州的水路依然重要，从成都顺水而下恭州(今重庆)需11日程。[1] 其时许多文人都沿水路出入四川盆地，如李白、杜甫、苏轼、范成大、陆游等，所以才留有成都“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

一、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内的南北两道

唐宋时期，随着四川盆地经济不断发展和城镇贸易交流加强，陆路交通也发展起来。当时，盆地内官路私路纵横，其中两条最重要的主干道为北道和南道。北道从成都出发，160里(又作155、120、150里)到怀安军，经梓州飞乌县(今中江县仓山镇)290里(其中飞乌县到遂州95里)到遂州，119里(又作205、175、170里)到果州，163里(又作280里)到渠州，190里到梁山军，141里到万州，为从成都向东出入四川盆地最为顺直的一条路线，长1000里左右。当然，也可分别从遂州240里(又作260里，水路380里)、果州185里(又作200里，水陆相兼300里)到合州，再120里(又作200、205、300里)到渝州，但取用较少。[2] 据考证，唐宋时期此线曾设有怀安军灵龛驿、梁山军三龟驿、梁山驿、万州高梁驿、羊渠驿。[3] 《太平广记》引《云溪友议》记载:“后廖君自西方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龛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4] 因廖氏老家在交州，则灵龛驿应该近交州，故此驿是否在东川路的地界还需再深考。

南道从成都东南出灵泉县(今龙泉镇)150里到简州，226里(又作220、155里)到资州，228里(又作210、230、260、300、410里)到昌州，180里(又作185、165、390里)到合州，约800里。或从昌州510里(又作720里，应误)到渝州，合计约1100里。或从合州到渝州，合计也是1100—1200里。此道也可从简州220里(又作180、240里)到普州，220里到合州，更为近捷。[5]其间有昌州龙尾驿、合州什邡驿。[6] 唐代至北宋时期或更多取用北道，故此道相对冷清。

南北道可以通过普州、广安军、合州相连，如普州可以向西南与资州170里(又作175、378里)、北部与遂州100里(又作96里)、东南与昌州145里(又作150里)相连。又如广安军可以向东120或东北190里(又作180里)与渠州相连，向西北方200里与果州相连，南120里(又作200里)与合州相连。再如合州可以向南120里(又作180、160里，水路200里；一作410里，应误)到渝州，向北260里(又作280里)到果州。[7]同时，合州水陆相兼到果州300里，合州水路到遂州380里，陆路为260里，合州水路到渝州200里，渠州水路到合州400里，水路到蓬州250里。当时盆地内已有官路与私路的概念，如记载蓬州官路到渠州210里(又作220里)，私路为190里。[8] 从取用南北二道的情况看，人们为了取直省时或其他目的，并不一定取行州治所在县，如后文涉及范成大、陆游等人的行程，他们取行的飞乌、灵泉、垫江、邻山、邻水、汉初、遂宁、岳池等县都不是州治。

唐宋时期，南北二道均很常用。南道灵泉县“商贾轮蹄，往来憧憧，不减大郡” [9]，而资州“北通普、遂，南接荣嘉，西达隆、简，东抵昌、泸” [10]。相比之下，北道更为通用，因唐宋时期北道地区经济更发达，政治地位更重要。当时，北道遂州为“四达之区，西接成都，东连巴蜀”[11] ，号称“剑南大镇”[12]和“东蜀之都会” [13]，又是当时中国西南的糖业中心。唐代遂州设有总管府、都督府；宋建炎时期(1127—1130)又设四川都转运使，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果州(顺庆府)“民喜商贾”，“号小成都”[14]。相反，南道资州却“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江山瑰杰”[15] ，仍属夷汉杂居之地；普州“介万山间，无土地肥饶之产，无舟车货利之聚” [16]；昌州也是“居万山之间，地独宜海棠” [17]，人“不事燕游” [18]。

文献记载也表明时人多取北道而行，如北宋刘光义、曹彬平蜀便是到万州后舍舟取陆到成都。郭允蹈《蜀鉴》记载:“(刘)光义、曹彬自夔门会王全斌等于成都。光义等发夔门，万、施、开、忠等刺史皆迎降，至遂州，知州陈愈亦降。[19]” 范成大在《入蜀记》中谈到:“然溯江入蜀者到此，即舍船而徒，不两旬可至成都，舟行即需十旬。[20]” 即从万州舍舟到成都取成渝线(北道)仅20天，若乘舟而上则需100天，他确是在万州舍舟从陆步行而至的。南宋陆游《剑南诗稿》中也有其万州舍舟从陆西行的路线:　从万州经过三折铺、都梁山、蟠龙瀑布、梁山军、邻山县、岳池、广安到果州驿。[21]

范成大、陆游等都取行四川盆地北道，可见南道路线相对冷清。但南道上的合州有“巴蜀要津”之称，控扼三江，宋代又成转漕川米的起点，是东面重要的结点城市。当时合州地位也远比南面渝州重要。由于唐代渝州和宋代恭州(重庆府)的地位还比较低下，即使宋人沿江行舟经过渝州也多一晃而过，留下记述较少。《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中渝州只列有北到合州、东北到渠州的路程，没有任何向西、西北方向的路程，到后来《元丰九域志》才提到渝州到昌州510里，很不精准。所以，今天“成渝通道”的概念在唐宋时期根本不可能存在。到了宋代，今成都、内江、重庆之间也只有牛尾驿一个驿站的记载。张孝芳《昌州》:“发舟马头岸，驻车牛尾驿。”郑国华《昌州牛尾驿》:“龙尾道中退朝客，雕鞍宝马黄金勒。谁怜远使足驰驱，夜半孤村牛尾驿。”何志熙《续三韵》:“十年去国真悠悠，只今便可行归休。平生意气羞牛后，去踏金鳌顶上游。”据笔者等调查考证，牛尾驿在今永川区牛尾铺村(耗子沟)西面牛尾山下老牛尾铺村。[22]

宋代的摆铺建设对当时四川盆地北道的繁荣有较大助推作用。唐宋时期万州被称为“峡中天下最穷处”，经济整体并不发达，但由于区位和水运的重要性，其交通运输上的优势逐渐显现。五代以降，四川盆地政治信息交流出现以长江水路为主线的趋势，万州以下水路虽险，但线路较为平直，以上则回曲绕行，其连水接陆的区位凸显出来。据《舆地纪胜》记载，宋代设立摆铺递，“自成都至万州以四日二时五刻，从铺兵递传” [23]，可见从成都到万州只要四天多的行程。较好的交通设施体系保障，是唐宋四川盆地东西交通北道成为主线的一大促进因素。整体来看，位于盆地东部的万州、合州才是重要的交通结点，而非渝州。

到了元代，从成都本府水站沿岷江而下的水路到重庆30站，川江水路十分通畅。盆地陆路也发展成4条干线:　第一条是广元陆站沿嘉陵江到古渝陆站；第二条自宝峰陆站(今阆中)经蓬安、渠县、大竹、岳池到广安，此路可从大竹荣城站东经梁山在城站(今梁平)、高梁站(今万州高梁镇)到万州；第三条自成都本府陆站经中江、三台、射洪、遂宁、南充、合川到重庆；第四条是从成都本府陆站经眉山、青神、犍为到宜宾。[24]

二、

明代东大路的定型与发展

明代东大路的驿站具体始置于何时，史籍缺乏详细的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锦官驿之名最早出现在《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六洪武二十三年的记载中。[25] 目前可见系统的东大路驿站名最早记载见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至永乐十一年(1413)间编撰的《寰宇通衢》中。《寰宇通衢》记载:“朝天驿六十里至白市驿，六十里至来凤驿，一百二十里至东皋驿，一百里至峰高驿，一百里至龙桥驿，一百里至安仁驿，一百里至珠江驿，一百里至南津驿，一百一十里至阳安驿，八十里至龙泉驿，五十里至锦官驿。[26]” 可见当时东大路各驿站就已设立。后来永乐景泰间修撰的《寰宇通志·成都府》也记载了成都锦官、资县珠江、内江安仁、简县阳安、龙泉、南津等驿站，《重庆府》则有巴县朝天、白市、来凤、永川东皋、荣昌峰高、隆桥等驿站。[27]

正德《四川志·成都府》也记载有锦官驿(在东门外)、资县珠江驿(在治东一里)、内江安仁马驿(在治南十里)、资阳南津驿(在治东三十里)、简州阳安驿(在治)，《重庆府》有朝天驿(在治东三里，洪武建)、白市铺马驿、来凤马驿、永川东皋驿(在治东下里)、荣昌峰高马驿、隆桥马驿(在治西一百一十里)。[28] 嘉靖《四川总志·重庆府》所载与正德《四川志》相同，《成都府》中的记载也大多相同，唯记载阳安马驿在治西一里，另谈到旧资阳镇定巡检司与南津驿位于同一处，隆桥驿在荣昌县西一百十里。[29] 隆庆年间黄汴《一统路程图记》也记载:“重庆府朝天驿。六十里白市驿。六十里来凤驿。并巴县。百廿里东皋驿。永川县。一百里峰高驿。一百里隆桥驿。并荣昌县。一百里安仁驿。内江县。一百里珠江驿。一百里南津驿。资阳县。百十里阳安驿。八十里龙泉驿。并简州。五十里成都府。[30]” 另外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中也有类似记载。

万历《四川总志·经略志二》记载:“由(成都)府蜀(属)之龙泉驿、阳安驿、南津驿、珠江驿、安仁驿，叙州府属之龙桥驿，重庆府境峰高驿、东皋驿、来凤驿、白市驿、朝天驿渡江，由百节驿、百渡驿、东溪驿、安稳驿，播州境松坎驿、桐梓驿、播川驿、永安驿、湘川驿、仁水驿、湄潭驿、鳌溪驿、岑黄驿、白泥驿，抵湖广偏桥界。又自湘川驿西南昌田驿、沙溪驿、黄平驿抵贵州之兴隆卫界，为东南路。[31]” 申时行《大明会典》也有关于东大路上的驿站记载，如成都府锦官驿、珠江马驿、内江县安仁马驿、资阳县南津马驿、叙州府隆昌县隆桥马驿(嘉靖四十五年从荣昌县改属)、重庆府永川东皋马驿、荣昌县峰高马驿、璧山县来凤马驿[32] ，不知为何缺白市驿。正德《四川志》中隆桥马驿属于重庆府荣昌县，但在万历年间改属叙州府，可能是隆庆元年(1567)在隆桥驿设立隆昌县就分属于叙州府，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此路“由府属之龙泉驿、阳安驿、南津驿、珠江驿、安仁驿，叙州府属之龙桥驿，重庆府境峰高驿、东皋驿、来凤驿、白市驿、朝天驿渡江……为东南路” [33]，仍然明确隆桥驿已经属于叙州府。总的来看，明代东大路的12个驿站记载较为清晰，这些驿站具体位置也明确可考。

成都锦官驿。天启《成都府志》记载“锦官驿、递运所俱在东门外” ，所附城图也标在东门外[34]，与递运所在一起，即今成都东门合江亭外原锦官驿街，具体位置可能在原锦官驿小学内。因城市改造，这一带原来锦官驿街道的走向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今该地为兰桂坊、水井坊仿古点，已无原锦官驿街道肌理。到清代，康熙《成都府志》载“锦官驿，毁” [35]，说明明代锦官驿在清初已被破坏。据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二《驿传》记载，当时锦官驿在县左[36]， 嘉庆《华阳县志》载:“锦官驿，治东城外，国初设，康熙九年裁县，移置成都署侧，其遗址今为东岳庙。[37]” 嘉庆《成都县志》载“锦官驿，在成都县治左”[38] ，同治《成都县志》载“锦官驿，在成都县治左” [39]，说明至少在嘉庆同治年间，锦官驿并不在东门外锦官驿街，而在成都县署旁边，即今署前街一带。

简阳龙泉驿。天启《成都府志》载“龙泉驿，治西八十里”[40] ，咸丰《简州志》载“龙泉驿马号，巡司署北” [41]，马号即棚厂，一般与驿站同在，则龙泉驿具体在成都龙泉驿区老街原巡司署北。今因龙泉城市建设的原因，具体位置已不明确。据《龙泉镇志》记载，龙泉马号在原龙泉小学校址 [42]，估计龙泉驿也在附近。

简阳阳安驿。天启《成都府志》载“阳安马驿，治西一里” [43]。咸丰《简州志》载“阳安驿马号，州署侧”[44] ，如果明清之际无异动，驿应在原简阳治西一里州县署旁。

资阳县南津驿。天启《成都府志》载“南津驿，治东三十里” [45]，乾隆《资阳县志》载“南津驿，治东四十里” [46]。原资阳县治内并无驿站，南津驿在治东三十里南津镇，今资阳县南津镇老街。雍正《四川通志》认为南津驿“在资阳县治内”[47] ，显然不正确。

资阳县金牛驿。据天启《成都府志》记载:“金牛驿，在资阳县金牛山。兵巡韩擢以两资驿递甚远，申详两院新建，邮不称苦。[48]”乾隆《资阳县志》载:“金牛驿，即今百福寺，在县东七十里，今废”，又载:“百佛寺，在县东七十里” [49]，嘉庆《资阳县志》称:“白佛寺，在县东七十里，明万历十六年创建，雍正四年、乾隆五十一年两次重修” [50]，即今资阳雁江区伍隍镇铜钟河白佛寺。但据实地考察，当地人对驿站已经没有记忆了。曹烨《星轺书》记载资阳与资中之间的金牛山有金牛寺[51] ，不知是否是后来的百福寺。

资县珠江驿。天启《成都府志》记载“珠江驿，治东一里”[52] ，这里治东一里，不知起始坐标，只能估计在老资中城的东部。光绪《资州直隶州志》载:“珠江驿棚厂，在治东仪门外。[53]” 仪门的位置并不明确，但棚厂即马号，一般紧邻驿站，其位置应该在清代大东门(建春门)附近。

内江安仁驿。天启《成都府志》载在“安仁马驿，治南十里”[54]，但不知具体位置，只能肯定在南门城外。同治《内江县志》谈到“安仁驿从城南五里移入” [55]，但无具体时间。同治、光绪、民国《内江县志》城池图都将安仁驿绘在县衙东南角，同治《内江县志》记载县署称“左狱室，右安仁驿，驿后常监仓数十号”[56]，故可肯定清末民初安仁驿在县治内县衙旁。

隆桥驿。其地原属荣昌县，因陈循《寰宇通志》记载荣昌隆桥驿，在荣昌县西百里[57] ，正德《四川志》记载隆桥马驿在治西一百一十里[58] 。嘉靖《四川总志》卷九《重庆府·公署》记载与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邮驿》相同。隆庆元年，明廷将荣昌、富顺、泸州三地析隆昌县，归叙州府管辖，故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为叙州府属之龙桥驿 [59]，万历《大明会典》也记载隆昌县隆桥马驿系嘉靖四十五年(1566)从荣昌县改属[60] 。据乾隆、同治《隆昌县志》舆图标注，隆桥驿在城南大南门外。但同治《隆昌县志》“隆桥驿”条下记载:“棚厂在县署左。[61]” 棚厂是马站的标准配置，一般在驿站附近，故同治县志只是承袭乾隆县志的舆图，实际上隆桥驿已经迁到治城内县署旁。

峰高驿。《寰宇通志》记载有荣昌峰高驿，正德《四川志》记载有荣昌峰高马驿[62] ，嘉靖《四川总志》卷九《重庆府》记载与正德《四川志》相同，申时行《大明会典》也记载了荣昌县峰高马驿 [63]。峰高驿的位置应该在荣昌县峰高铺，说明明代荣昌县治内并无驿站之设。

东皋驿。《寰宇通志》载有永川东皋驿，正德《四川志》有永川东皋驿，在治东下里[64]。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了重庆府境东皋驿，另《大明会典》载有永川东皋马驿[65]。光绪《永川县志》舆图无驿站位置标注，《建置·驿站》记载县城有东皋驿，但未载具体位置。[66]

来凤驿。《寰宇通志》记载有巴县来凤驿，正德《四川志》有巴县来凤驿，万历《四川总志》记载了重庆府境来凤驿。[67]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也载:“重庆府朝天驿。六十里白市驿。六十里来凤驿。并巴县。[68]” 《大明会典》有璧山来凤驿。[69]显然，明代早期来凤驿属于巴县，而非璧山县。道光《重庆府志》记载，璧山县在元代一度并入巴县，明代成化年间复置，后来清代康熙元年(1662)一度省入永川，雍正六年(1728)又复置。[70]所以，来凤驿的归属也在不断变化。即使是属于已设置的璧山县，璧山与巴县疆界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来凤驿的具体位置应该在来凤老街，今来凤桥附近。

白市驿。《寰宇通志》记载有巴县白市驿[71]，正德《四川志》有巴县白市铺马驿，万历《四川总志》有重庆府境白市驿。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记载:“重庆府朝天驿。六十里白市驿。六十里来凤驿。并巴县。[72]”万历《大明会典》也记载了巴县白市驿[73]。驿站应该在今白市驿老街处。今白市驿老街还有一段保存较完好，留有古代牌坊一座，但古代驿站具体位置已经不能确指了。

朝天驿。早在元代就有朝天水站和古渝陆站，但具体位置不明。《寰宇通志》记载有巴县朝天驿，正德《四川志》有巴县朝天马驿，万历《四川总志》载重庆府境朝天驿。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和《大明会典》载重庆府朝天驿[74]。明代的朝天驿在朝天门附近，正德《四川志》记载:“朝天驿，在治东三里，洪武初知府潘贤建。[75]” 以县治为坐标，也表明明代朝天驿确实是在朝天门内附近。到了清代中前期朝天驿均在朝天门附近，因道光《重庆府志》记载:“朝天驿，在巴县朝天门内。[76]” 乾隆和同治《巴县志》舆图也将朝天驿标注在朝天门内朝天观旁。可能至清代末年，朝天驿才迁到巴县衙署旁，故清末国璋的《重庆府治全图》、张云轩的《重庆府治全图》、刘子如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都将朝天驿标注在巴县衙门的老鼓楼旁。

明代驿站之间还有铺递，起到军事传递作用，这在东大路上也是较为完备的。据正德《四川志》的记载来看，东大路从东向西设立有以下铺递 [77]:

巴县总铺，应该在巴县城内，具体位置不明。清代底墉三圣铺在今天陕西路附近，不知明代是否在此。佛图铺，在今重庆大坪医院佛图关城内。石桥铺，在今石桥铺老街。高歇铺，在今上桥福里坡。龙洞铺，在今龙洞关。白市铺，在今白市驿老街。高峰铺，位置不明。凤山铺，在今九龙坡冷家铺一带。镫坎铺，在今九龙坡走马老街。桐木铺，在今关口村拖木槽。枫香铺，在今来凤镇三道牌坊附近。银杏铺，位置不明。歇停铺，在今来凤镇附近。沙山铺，在今璧山丁家沙堆坝。石溪铺，在璧山凉风垭到五堆之间。界牌铺，在今永川璧山交界处小拱桥。新桥铺，在今永川大安隆济桥。铁山铺，在今永川铁山村老街。石佛铺，今永川高铁站附近。永川总铺，在永川老城内。土硃铺，在永川西北田坝子。双石铺，在永川双石镇。牛尾铺，在今永川牛尾铺村。单石铺，今大足单石铺。邮亭铺，今大足区邮亭铺老街。石盘铺，在荣昌峰高石盘村。峰高铺，在今荣昌峰高老街。梧桐铺，在今荣昌欧凯工业园区梧桐路。荣昌总铺，今荣昌老城内。高池铺，在今荣昌高瓷村。磁窑铺，今荣昌广顺磁窑铺。

隆昌县境的此段记载分散于叙州府和泸州之中，位置关系不清楚。因明代隆昌县设置于隆庆元年，以前隆昌县境分属于重庆府荣昌县、叙州富顺、泸州之境，故正德《四川志》卷一六《叙州府》富顺县下记载有橘子铺、太平铺、长冲铺，在卷二一泸州下记载有龙桥铺、李市铺、长冲铺、石堰铺。据明崇祯年间曹烨《星轺书》记载这区间有李市、石燕、橘铺、长冲、太平桥等地名，抑或明后期设有铺递。再参以清代此段曾设有李市、石燕、锯子、太平铺，故此段还应设有李市铺(今隆昌李市镇南)、石堰铺(今隆昌石燕镇)、长冲铺(位置不明)、龙桥铺(今隆昌县城内)、橘子铺(今隆昌迎祥外镇锯子村)、太平铺(今隆昌双凤镇太平村)等。

石梯铺，在今内江东兴镇椑南路田圃村。长堰铺，在今内江凉水井。椑木铺，在今内江椑木镇老街。乐贤铺，在今内江乐贤街道乐贤村。银杏铺，在今内江新城银杏街一带。内江总铺，在今内江城内老街。石桥铺，位置不明。三堆铺，在今内江市内原广成国道旁。石溪铺，在今内江史家镇石溪村。银山铺，在今资中银山镇。金紫铺，在今资中银山镇金紫铺村。莲池铺，在今资中明心寺镇莲池铺村。唐明铺，在今资中明心寺镇唐明渡旁。资县总铺，在今资中县城内。新安铺，在今资中重龙镇宁国寺村。双石铺，在今资中重龙镇双石铺。跳墩铺，在今资中跳蹬铺。金带铺，在今资阳石岭金带铺。长沟铺，在今资阳石岭长沟铺。石桥铺，在今资阳雁江区伍隍镇石桥村。双溪铺，位置不明。东清铺，在今资阳雁江区南津镇冻青铺。新添铺，在今资阳雁江区南津镇新添铺村。新店铺，位置不明，怀疑为南津驿之地的铺递。老君铺，在今资阳雁江南津镇迎桥村。拱辰铺，在今资阳雁江宝台镇拱城村。资州总铺，位于资阳旧城内。石梯铺，在今资阳雁江松涛镇石梯村。琵琶铺，位置不明，可能是清代的清泉铺。杨柳铺，在今资阳雁江临江镇柳铺村。临江铺，在今资阳雁江临江寺镇。

简州东南此段缺乏明代的铺递名称记载，清代此段曾设有石甕、花鹿、新市、龙桥等铺，据明崇祯年间曹烨《星轺书》记载这区间有石甕石、新市渡，抑或明后期设有铺递。

简州总铺，位于今简阳县老城内。九曲铺，在今简阳石桥镇九曲铺。赤水铺，在今简阳石桥镇赤水乡。石盘铺，在今简阳石盘镇。南山铺，在今成都龙泉南山铺。柳沟铺，在今成都龙泉柳沟铺。山泉铺，在今成都龙泉山泉铺。隆泉铺，在今成都龙泉镇老街。界牌铺，在今成都东界牌村。大面铺，在今成都东大面街道。沙河铺，在今成都东沙河铺。成都总铺，在治前西。[78]

明代成渝江川江水路仍十分通畅，从成都合江亭、九眼桥都可乘舟直下江南，只需在嘉州换舟，上水百担大船可以上至泸州，但由于其上水行程较长，故重要性相对不及陆站。其时四川盆地驿站林立，交通十分方便。特别是明代四川盆地经济重心相对向东南推移，重庆府的地位日渐升高，成渝通道的概念逐渐显现出来。四川盆地的内部东西交通主干道开始由唐宋北道转为南道，即后来所称的东路。东路的形成使现在的成渝大道路线主线最终定型并固定了下来。

明代一些行人从万州到了梁山后并不继续向西经过大竹县、渠县、广安州、顺庆府、潼川府到成都，而是取行“川东路”经垫江到重庆，然后取东路到成都，如明代张瀚、曹烨、黄克缵等都是如此，可能只有曹学佺是完全沿着小川北道路线继续行走的。明代较早记载东大路的是万历年间张瀚《松窗梦语》卷二收录的《西游记》，其载:“自巴阳峡乘小舟，沿江而抵万县，复从陆行……梁山、垫江以西，上一高山，名张冲槽，甚为危峻，自此皆上下山坡，至镇山始为平地，渡巴江为重庆城。城临江而倚山，历壁山、永川、荣昌、内江、资县，皆面江流，而资阳之觉林寺在四围山色之中，可以南眺大江，寺后有水月阁，遍植桂树，树甚高大，时正芳香可爱。自简州诣龙泉，即蜀中会城。[79]” 明末曹烨《星轺书》中有关崇祯十三年(1640)东大路行程的记载应该是目前最早、最详细的记载[80] ，其路线是出通远门后经过放生湖、佛图关、铁台、车歇、长腰山、二郎关、见风垭、两足庵、石笋山、龙洞、铁石坝、白市、惊人坡、三倒拐、桐木槽、枫香铺、来凤、大佛崖、石溪、龙塘、小坎、大坎、铁山、永川、跃龙桥、土硃铺、双石、邮亭驿、仙桃岩、荣昌、石燕、李市、长冲、土地坎、东皇庙、隆昌、中峰、桔铺、太平桥、石梯、椑木、银杏铺、内江、白象岭、石溪渡、陡坡、倒马坎、银山镇、佛儿崖、莲池、唐明渡、资县、王褒墓、新安铺、双石、跳墩、朝阳洞、金牛山(金山寺)、夔山村、南津、迎仙桥、老君寺、飞虹岭、倒马坎、东林桥、孝子、资阳、白崖山、清泉、临江、石瓮、新市渡、简阳(寿上寺、简阳)、五里、仙井、赤水渡(漱玉桥)、石盘、南山、石佛崖、山泉铺、四先生祠、龙泉驿、成都。全程14天，其中在简州和龙泉驿各停留1天，实际行走12天。

不过，明代并没有出现“东大路”的话语或概念的称呼，在嘉靖《四川总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从成都到重庆的东大路只是作为直通贵州的四川“东南路”的一段出现的。[81] 明代路书《天下水陆路程》中记载了“重庆府西北至成都府路程”，但也没有称为“东大路”。[82]

三、

清代东大路的繁荣

清代以来，有关东大路的记载日渐增多，不仅各类文献对行程驿铺多有记载，而且记载详细行程的文献也多起来了，如光绪年间黎昌鹿《丁亥入都纪程》、傅崇矩《成都通览·自成都至重庆之路程》、黄克勤《蜀游日记》、佚名《四川全省各要地水陆程站·一由成都至重庆之陆地程序站》、民国初年郑国翰的《蜀程日记》、孝顺武的《川行日记》等。从以上记载的里程来看，理论上东大路是10程，但实际上一般都需要11—12天，里程为1024—1036里。[83]即使在清代中前期，明确称“东大路”的提法也并不多见，如康熙《成都府志》中也只有“东路”驿站之说 [84]，嘉庆《资阳县志》中只提到“东路通衢” [85]，道光《重庆府志》也是只提“西路”的驿传[86] ，光绪《永川县志》只提到“东西冲路”[87] ，即使在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中谈到东大路，也是称“自成都至重庆之路程”，而没有以“东大路”之名相称[88] 。据同治《新宁县志》记载，新宁县城(今开江)“由川北路至省一千三百里，由川东路至省一千七百里” [89]，可见清人更多用川东路、东路指东大路。目前所见文献中明确提“东大路”是在清末，如《申报》1898年就谈到“东大路邮亭铺”[90] ，到了民国时期的20世纪20—30年代“东大路”的称法才流行起来，频频见于各种文献，也在民间流传开来。

清代康熙二十一年(1682)曾大量裁并驿站，据雍正《四川通志》记载，当时“东路”从成都到巫山县共设18个驿站 [91]，包括今人所熟知的锦官、龙泉、阳安、南津、珠江、安仁、龙桥、峰高、东皋、来凤、白市、朝天12站。但东大路上的驿站不仅未被裁并，反而一度在资阳金牛山别立金牛驿，乾隆《隆昌县志》舆图中还标有双凤驿，卷四出现双凤驿场，但不知双凤驿设置于何年。另外，沿途的铺递腰店之类越来越多，繁不胜举。

据考证，清代东大路上出现的各类主要地名有:

朝天驿(在今朝天门上内原朝天观旁，清末移至今巴县衙门旁)、底塘三圣铺(今陕西路附近)、通远门(今通远门)、兴隆街(原兴隆街，今城市改造后的兴隆街已经不是原来的位置)、神仙洞(在今枇杷山后街)、茶亭、三坡架、两路口(也可从南纪门经金轮寺、接官厅、宴喜洞到两路口)、社稷坛(旧教门厅，今重庆市第三十中学旁)、节孝坊(今国际村到鹅岭正街间)、遗爱祠(今鹅岭公园内)、佛图铺与佛图关(今佛图关公园到大坪医院家属区)、佛陀寺、七牌坊(今大坪七牌坊)、清凉亭(今茶亭南路)、歇台子(今歇台子)、石桥铺(又称“醪糟铺”，民国称“石龙场”，即今石桥铺老街)、车歇铺(即二郎铺，今上桥福里坡，民国又称“新丰场”“心凤场”)、二郎关(今东山二郎关)、凉风垭(今东山槽西崖)、龙洞关(今龙洞关)。

白市驿/铺(今白市驿老街)、凤山铺(今九龙坡冷家铺)、走马铺(今九龙坡走马老街)、界牌(今界牌村大界牌)、三仙洞庙、老关口(今关口村老关口)、拖木铺(今关口村拖木槽)、水口(今水口老屋)、二道牌坊(今二道路牌坊)。

来凤驿/铺(今璧山来凤驿老街)、大佛寺(今大佛寺)、兴隆铺(即兴隆场，在今成渝公路旁)、帽子铺(今璧山帽子铺)、丁家坳(今璧山丁家镇)、石梯铺(璧山凉风垭到五里堆之间)、高古铺(高古村)、马坊桥(今璧山马坊)、璧南关、凉风垭(今天凉风垭)、界牌铺(今璧山永川交界处小拱桥)、新桥铺(即隆济场、小马坊桥，今永川大安镇隆济桥)、小安场(今小安场)、大安场(今永川大安场)、铁山(坪)铺(今大安镇铁山村)、茶店场(今永川大安镇茶店场)、铁岭山(今永川东铁山)、石佛铺(铁山下)、瓦子铺(今永川高速公路收费处)。

永川东臬驿/底铺(今永川老城内)、红米坳、土硃铺(今永川西北田坝子)、双石铺(今永川双石镇老街)、黄桷树(今永川黄桷树)、耗子铺(今永川牛尾驿村)、观音阁(今观音阁)、牛尾铺(今永川老牛尾铺村)、太平镇(今永川太平镇)、单石铺(今大足单石铺)、邮亭铺(今大足邮亭老街)、石盘铺(今荣昌石盘村)、峰高驿/铺(今荣昌峰高铺老街)、剪刀铺(今荣昌剪刀铺)、梧桐铺(今荣昌梧桐路)。

荣昌县底铺(今荣昌县老城)、高池铺(今荣昌高瓷村)、檬子桥(今荣昌广顺场)、磁窑铺(今荣昌磁窑铺)、烧酒坊(即安富铺，今荣昌安富镇)、蒋家(寺)铺(今荣昌茅店子)、李市铺(今隆昌李市镇南)、石燕铺(今隆昌石燕镇)、白鹤铺(今隆昌光明村)、云峰关(今隆昌土地坎云峰关)。

隆昌县隆桥驿(今隆昌县老城原县署左)、土桥铺(今隆昌金鹅镇罗星村)、下马铺(今龙市镇两路口村)、银匠街(即迎祥街，今隆昌迎祥镇)、锯子铺(今迎祥镇锯子村)、观音店(即关圣殿，今关圣村)、太平铺(今双凤镇定太平村)、双凤驿铺(今隆昌双凤镇)、石梯铺(今内江东兴区椑木田圃村)、长堰铺(即凉水井，在今椑南镇凉水井村)、椑木铺(今椑木镇老街)、乐贤铺(今内江乐贤街道乐贤村)、万里坡(今乐贤街道万里坡村)、白塔。

内江县安仁驿、城底塘铺(在今内江老城)、丛林铺(即白衣阁，今松山路)、寿溪桥(今四合镇寿溪村)、三堆铺、史家铺/街(今内江史家镇)、石溪铺(今史家镇石溪铺)、界碑、银山铺(今资中银山镇)、金紫铺(今资中银山镇金紫铺村)、娘子顶(今资中银山镇羊子岭)、莲花(一作池)铺(今资中明心寺镇莲池铺村)、唐明渡铺(今明心寺镇唐明渡村)。

资州珠江驿(在今资中县老城仪门外)、两路口(今重龙镇文庙口村两路口)、新安铺(即安桥，在今重龙镇宁国寺村)、五里店(今重龙镇五里店水电有限公司旁)、双石铺(今重龙镇双石铺)、登瀛桥(今重龙镇蹬银桥)、跳蹬铺(今资中县跳蹬铺)、金带铺(今资阳石岭镇金带铺)、长沟铺(今资阳石岭镇长沟铺)、石子岭(今资阳雁江区石岭镇)、土桥子(今石岭镇土桥村)、石桥铺(今雁江区伍隍镇石桥村)、一碗水(今伍隍镇一碗水村)、白佛铺(即铜钟河，曾设金牛驿，今伍隍镇铜钟河)、五里店(今伍隍镇五里村)、冻青铺(今南津镇冻青铺村)、观音堂(今南津镇观音堂村)、新添铺(今南津镇新添铺村)、观音岩(今南津镇观音岩村)。

南津驿/铺(今资阳雁江区南津镇老街)、老君铺(即迎仙桥，今迎桥村至资中路上)、金紫桥、飞虹铺(今雁江区宝台镇飞虹村资阳至资中路边)、拱宸铺(今雁江区宝台镇拱城村)、雁江渡(今资阳沱江大桥东岸)。

资阳县(在资阳老城)、石梯铺(今雁江区松涛镇石梯村)、清泉铺(今雁江区临江镇清泉村)、杨柳铺(今临江镇柳铺村)、檬子垇、临江铺(今雁江区临江镇)、凉水井(今临江镇凉水井村)、界碑、石瓮铺(今简阳新市场镇福星村)、杨家铺/街(今新市镇杨家街)、土桥子(今新市镇土桥村)、花鹿铺(今十里坝街道花鹿村)、五里墩(今十里坝街道五里登村)、新市铺(今十里坝街道新达街)、龙桥铺(今十里坝街道龙桥村)。

简州阳安驿(在简阳老城原州署侧)、石桥井/镇(今简阳石桥镇)、九曲铺(今石桥镇九曲铺)、火烧店(今石桥镇火烧店村)、赤水铺(今石桥镇赤水乡)、五里碑(今简阳石桥镇窝窝店村)、石盘铺(今简阳石盘镇)、三元店(今成都龙泉驿区茶店镇三元村)、南山铺(今茶店镇南山铺)、茶店子(今龙泉驿茶店镇)、柳沟铺(今茶店镇柳沟铺)、大佛岩(今龙泉驿山泉镇大佛岩)、山泉铺(今龙泉驿山泉镇)、龙泉驿/铺(今成都龙泉驿老城)、界牌铺(今成都界牌村)、大面铺(今成都大面街道)、沙河铺(今成都沙河铺)、成都锦官驿(今东门外原锦官驿街)。[92]

明清时成渝东大路总体是陆路，但实际上陆路也需要三渡沱江，故形成了内江椑木渡、资中唐明渡、资阳雁江渡三大古渡。同时，至少在清代，从成都到重庆，经济条件较好的行人往往在简阳石桥镇、五凤溪坐船直达内江椑木镇[93] ，再舍舟从陆路到重庆，可省陆路旅途之劳苦。从重庆到椑木镇以后，也可租船，经水路到内江县[94]。所以，东大路上的简阳石桥镇和内江椑木镇为水陆码头，城镇经济最为繁盛。在东大路一带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经陆路上成都要经过“五驿”(白市驿、来凤驿、双凤驿、南津驿、龙泉驿)、“两关”(浮图关、老关)、“一岗”(走马岗)、“一坳”(丁家坳)、“五镇”(马嘶镇、石桥镇、安富镇、银山镇、椑木镇)、“三街子”(走马老街、来凤老街、白市驿半边街)、“九铺”(石桥铺、邮亭铺、莲池铺、石盘铺、赤水铺、南山铺、山泉铺、大面铺、沙河铺)、“七十二团”，每天行程以90里计，全程1080里，须走12天。实际上民间传言并不精准，不论是驿站数、铺数或镇数都远不止传说的数量。岁月流逝，今天成渝东大路沿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仍留下许多历史遗迹展现着过去的辉煌。

四、

东大路与四川“东大路经济带”

历史时期交通路线地位的升降与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关系密切，东大路在历史上的地位变化与四川盆地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关系亦然。汉晋时期，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内形成了成都平原一方独大的格局。此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黄河流域，于是四川盆地的交通就成了成都平原往北通过金牛道与关中平原联系、东南通过长江水路与长江中下游相通的格局。

唐宋时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的背景下，长江中下游区域地位提高，出入四川盆地更多取长江水路。同期盆地北部阆中、南充一线发展较快，嘉陵江中游地区成为盆地内第二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成都独大的格局有所改变。整体上四川盆地北部地位更高，故沟通其东西方的南北二道中北道地位相对更高，人们多取北道行进，从成都向东行经遂州、果州、梁山军到万州。唐代时渝州在盆地内地位并不高，远不比北面的合州。到北宋时期，恭州的地位仍不及合州，这种状况到南宋重庆府设立后才略有改变。所以，唐代北宋时期，出入巴蜀的行人如果取陆路而行，并不走南道经合州，更不可能取道今重庆主城。换句话说，唐宋时重庆主城的地位远不足以与成都相提并论而成为支撑东西大道的东站，四川盆地内还不存在“成渝通道”的概念。

明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已成定局，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也不断向东南推移，成都府东南方的简州、资阳、资县、内江，叙州府的隆昌，重庆府的荣昌、永川、巴县、涪州的地位大大上升，重庆府巴县开始出现与成都并称的趋势。出入巴蜀往往要经过今重庆主城，成渝东大路的格局才逐步形成。

到了清代，东大路的地位在四川盆地中已经相当重要，重庆巴县已然是“全蜀州县之繁剧，除成都、华阳外，即首推此邑” [95]，成渝两极的交通概念开始出现。这种背景下，东大路沿途县境的经济地位也大大上升，尤其是交通地位重要的隆昌与内江。东大路的隆昌县，晚至明代隆庆元年才从富顺、泸州、荣昌属地分割立县，但由于地处东大路要冲，至乾隆年间已是“四路冲衢，北卫锦里，东接巴渝，西道滇黔，南极江泸” [96]，隆昌云峰寺上石刻还有“绾毂渝泸”题字。清末，隆昌的夏布、生猪、烧酒、石磨等都甚有名气，有记载称:“当东大路之产中，凡由重庆、泸州西方入省城者，皆会于此……又因系省城与渝北泸黔之绾毂，冠盖商贾，络绎往来，政务殊繁，匪风亦盛。[97]” 内江县在明清时期为四川的糖业中心，承替了唐宋遂州糖业中心的地位，且南与清代四川的盐业中心自流井相通，“当东大道之冲……且当水陆交会，民物殷阗，商贾辐辏，产蔗尤多，出糖之富，为全省冠”[98] 。

唐宋时期，重庆以西的昌州尤为重要，但唐宋昌州的治所变化较大，区位较为偏北。清时期，今永川县一带发展起来，到清末已经“地当孔道，供亿较繁”[99]，荣昌县“所属之安富场，俗名烧酒房，为东大道最繁盛之市镇，惟匪风素炽，供亿亦繁，政务与永川相似” [100]。而唐宋时较为落后偏僻的简阳、资阳一线，在清代时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简州“且当东大路之冲，政务殊繁” [101]，资阳“当东大道之冲……邑当孔道，政务亦繁” [102]，资州直隶州更是“城当东道之冲，官商络绎，政务殊繁” [103]。

民国时期，由于重庆地区开埠以后经济地位提升，长江上出现大量现代机动船，在万县“舍舟从陆”的交通路线地位下降。民国初年人们就认识到:“万县为水陆通衢，汽船未行之先，入川者溯流至万，即可遵陆，越十四大站，入成都北门。今天则附轮至重庆，遵陆由东大站(应为路)越十大站入成都东门。[104]” 加之民国时期重庆特殊政治地位的影响，在近百年的时间内东大路地位激升，小川北路地位则逐渐下降。所以，民国时期“东大路”充斥于社会各界，民国文献中“东大路”的使用也相当频繁，远远超过“小川北路”的数量。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称此路为“川东大路”，有1017里。[105] 《巴蜀旅程谈》记载:“由重庆晋省之路曰东大路……重庆至成都分为十站。[106]” 又有人谈到东大路时，称内江、隆昌等地为东大路要冲，称资中为东大路中心。[107]

晚清民国时期，在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继续东移南迁的背景下，由于整个四川盆地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向东南推移，东大路地位大大上升，成都、重庆开始成为四川盆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两极，东大路一带成为盆地内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区，或可称为“东大路经济带”。在这个经济区内，有五个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特征。

第一，东大路是明清时期联系成渝两极的最近路线。在四川的历史上，成都平原由于特殊的环境优势，一直是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国时期的“天府”之名、唐代的“扬一益二”都体现了成都独大的格局，所以当时只有成都一极，明代以前不存在“成渝”的概念。南宋以后，四川盆地内社会经济重心开始东移南迁，明代巴县的地位开始上升，特别是清末重庆开埠后，其地位提升至与成都相当的一极。此时作为联系经济两极的东大路，自然比其他通道更为重要。

第二，东大路地区处于四川盆地内的浅丘平坝带。除重庆西的中梁山、缙云山和成都东的龙泉山外，这一地区均以浅丘平坝为主。具体而言，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州、资阳一线，丘少坝多，地势开阔，土地资源丰富，故而东大路沿途的农业经济呈现多元化特点，稻麦两熟，多元农副业经济明显。东大路的隆昌、荣昌的传统农业经济在清代民国时期一直较为典型。

第三，椑木以西的东大路大部分紧邻沱江，多为冲积小平坝，算是四川盆地水土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所谓“东大路中之州县，如简州、资阳、资州、内江等，皆在沱江之滨，多冲积之地层，则田土自然膏腴，有水运之方便，则交通自然利达，四县之民，食沱江之利者，盖无涯矣”[108]，可见水利资源丰沛。所以东大路两边也是四川农业经济中水田比例较高的地区，稻作农业在四川经济中的地位突出。

第四，晚清民国时期，重庆已可与成都相提并论，成渝两极的概念出现。东大路联系两极，西段简阳石桥到内江椑木可借助沱江水运水陆并行，重庆东与入川峡江水路相连，通江达海，是四川盆地内商业物流最为繁忙的地带。其特殊的人文经济特征又很大程度上助推沿线经济进一步发展。据记载，当时东大路的一些场镇人口规模已经很大，如20世纪30—40年代已有白市驿300余户、大安场200余户、安富场300余户、铜钟河200余户。[109]

第五，清代以来自贡盐业兴盛，成为四川盆地工业经济核心区，东大路正好与之相近、相连，如资中便可取大井坝、龙会、贾山、界牌直达自流井。自贡人近代也称该联结道路为“东大路”，显现了自贡与东大路的经济一体性，从自贡大坟堡经凉高山、大山铺、万家桥、松林坡、麦土湾、大梨树、石包岭、高滩场、凌家场、潘家坝、陆家冲、白马庙、烂泥沟、脚盆田也可以至内江 [110]，也就是说，历史上的“东大路经济带”也可包括自贡盐业。

具体讲，“东大路经济带”除了传统大田作物如水稻、小麦、油菜籽生产外，还是一条“蔗甜大路”“棉麻大路”“烧酒大路”“土陶大路”，在晚清民国的经济中地位独特。所以，1941年日本编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中谈到东大路经济时，认为东大路是四川土地最为肥美而物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主要产蜜柑、蔗糖、烧酒、麻布、土纸布、纸、生丝、陶瓷、桐油、猪毛等。[111]

唐宋时期四川盆地的糖业中心在涪江流域的遂州，随着四川盆地经济重心向东南推移和“湖广填四川”发生移民风潮，在清代以降沱江流域逐渐成为四川糖业中心。据乾隆《资阳县志》记载，早在乾隆年间，资阳土产就有蔗糖[112] ，咸丰年间蔗糖“向为内江产，今县皆盛，盖地气所渐移也” [113]，清末民初间“内江业此者甚多” [114]，而资中县“输出物产糖为大宗” [115]。当时，人们描绘内江、隆昌、资中一带“沿途盛产甘蔗，望去之蔚然成林”[116] ，故内江“有产糖的中心” [117]之称。20世纪30年代，沱江流域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四县的年产糖量为一千五百余万担，其中内江最多，达6400万斤，简阳4500万斤，资中4000万斤，资阳2000万斤[118]。人们认为:“资内为川中著名产糖区，土地肥沃异常，所产甘蔗皆甚肥硕，闽粤所产不及。资中、内江两城市面均繁盛”[119]。到40年代，资中、内江沱江沿岸成为“川蔗之最富有区域也”，“漏棚、糖房栉比鳞次” [120]，“实为产糖中心”，“蜜饯、糖食尤为精美，故商业颇盛”[121] 。以20世纪40年代日本人所编《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的调查记载来看，东大路沱江流域的内江、资中、资阳、简阳一线的糖业更加发达，简阳白糖、蔗糖(红糖、水糖)、桔糖产量达7500万斤，远销上海、重庆等地；内江也达到3190万斤，远销湖北等地；资阳、资中等地的产量也不小。[122] 当时“资中、内江两县产量占半数以上”，内江、资中、简阳、富顺、资阳五县糖产量达20万担以上。[123] 于是，四川民间有“甜的内江，咸的自流井”“甜内江”之说。

荣昌、隆昌一带则是四川棉花麻纺织中心。四川盆地早在秦汉就有“蜀布”，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到今天的印度。清代“湖广填四川”以来，大量省外纺织技术进入四川盆地，使其麻纺技术有了新的提高。乾隆《隆昌县志》的物产中就有棉布、麻布 [124]，光绪《荣昌县志》记载“麻布，一名夏布，各乡遍地种麻，妇女劝织布，白细轻软较甚于葛，山陕直隶各省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运至京都发卖”，同时棉布之“利较麻布稍欠”[125] 。其实东大路内江、资阳等县的麻布生产也较有影响，如光绪《内江县志》中就有麻布记载 [126]，资阳县在咸丰年间也产麻和麻布，有“县闽广人为之者众”之称 [127]。民国时期，隆昌一带“地当东大路的要冲，往来重庆、成都的人必从此地经过”，“四乡广栽火麻，所以隆昌夏布在四川素负盛名” [128]，所以当时的游记中均认为“荣昌、隆昌均以产夏布著名”[129] 。民国初年日本人所编的《支那省别全志》中谈到隆昌、荣昌时都将夏布作为该县最重要的物产放在第一，并认为“每年出口重庆、汉口等地之数额不少” [130]。到20世纪40年代，“麻以荣昌、隆昌、内江一带为著，特称白麻居川麻中最为上等……故夏布之织造亦以荣隆内江一带最盛”[131]。以40年代《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来看，东大路沱江流域的内江、资中、资阳、简阳一带仍产麻布，荣昌的夏布有17万匹，远销朝鲜、山东一带；内江也有3.7万匹；永川有5万匹；简阳有500匹。[132] 最盛时可达80万巨。北京、河南、广东等地商人在重庆、隆昌、荣昌等地设立庄收买，重庆成为集散地[133] ，且一度远销朝鲜、中国台湾等地。[134]

东大路还是著名的“烧酒之路”。四川酒业在古代就相当发达，清代绵竹大曲、渝酒是省内外影响最大的酒品。民国后期，泸州大曲影响逐渐增加，五粮液前身杂粮酒的影响还不大，四川盆地在外影响最大、民间销售和食用量最大的是东大路及川南地区的烧酒。据笔者所著的《中国川菜史》统计，清末舆地浅丘产粮区烧酒酿制规模巨大，东大路上的资州、资阳、内江、荣昌、永川、隆昌都有生产[135]。1917年的《支那省别全志》中记载隆昌、荣昌都有产烧酒 [136]，1941年《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中也记载荣昌、资中、资阳、内江都有生产，其中内江烧酒年产量达550万斤，荣昌为200万斤，永川也有17万斤[137]。有的已经形成品牌，如资阳伍市乾酒，永川、隆昌、内江一带的堆花烧酒，资中结水酒[138]。资阳的伍隍烧酒名气很大，远销成都等地[139]。荣昌安富镇因出产烧酒而得名烧酒坊，民国时期有酿酒糟户33家，有300多名从业人员，后来发展成为东大路上规模最大的一个乡镇。[140]

东大路还是中国传统土陶的重要生产大路。安富陶厂老窑出土的《尧王庙碑》载有乾隆四年(1739)的字迹，显现了安陶的历史悠久。抗战时期，安富镇的陶厂有34家，大小窑子有22个[141]。民国时期，荣昌的泥金陶器已经较有名气[142]。张大鉌在《巴蜀旅程谈》中谈到，当时荣昌泥金陶品很有名气，但泥金应为宜兴之误读[143]。1941年《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中也记载有荣昌磁陶器有名，年产值为20多万元 [144]，“安陶”之名逐渐显现。实际上，晚清民国时期整个东大路的州县的土陶生产都较为发达，特别是生产一些特大的土陶用器，可用于酿造加工业。在田野考察中，就发现沿途的土陶生产至今仍有很多，特别是在隆昌县石燕桥发现的制造硕大的陶缸罐的产业，其产品用于酿酒、腌菜较多。

实际上，历史的传承使东大路经济体现了一种惯性，“东大路经济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1933年的成渝公路到20世纪50年代的成渝铁路，再到1995年四川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成渝高速，一直在助推东大路经济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前，古老的东大路上的内江、自贡一度成为除成都、重庆外巴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城市。21世纪以来，随着沱江水运、长江水运地位下降，现代工业和商业经济的转型及东西多条高速公路的贯通，东大路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四川盆地内，绵阳、德阳、宜宾、泸州、南充、涪陵等城市的经济地位上升，东大路上内江、自贡的经济地位下降，东大路的辉煌日渐成为历史。不过，现在“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的提出又为古老的东大路振兴带来了机遇。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蓝勇资阳市雁江区建设投资债权资产：《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175页。

[2]以上里程据王存《元丰九域志》有关州县至“本州界”和“界首”至他州距离的地里记载，据《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八到”、《太平寰宇记》中的“四至”“八到”作修正补充。因个别州之间记载有出入，故只形成略数。

[3]蓝勇：《唐宋四川馆驿汇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山剑黔滇》篇三〇《嘉陵江中江流域纵横交通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9页。

[4]〔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一六七引《云溪友议》，《笔记小说大观本》第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版，第337页。

[5]以上里程据王存《元丰九域志》有关州县至“本州界”和“界首”至他州距离的地里记载，据《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八到”、《太平寰宇记》中的“四至”“八到”作修正补充。因个别州之间记载有出入，故只形成略数。

[6]蓝勇：《唐宋四川馆驿汇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7]以上里程据王存《元丰九域志》有关州县至“本州界”和“界首”至他州距离的地里记载，据《元和郡县图志》中的“八到”、《太平寰宇记》中的“四至”“八到”作修正补充。因个别州之间记载有出入，故只形成略数。

[8]据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有卷次“四至”“八到”资料整理研究。

[9]〔宋〕袁辉：《通惠桥记》，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卷三三，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897页。

[10]〔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五七《资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8页。

[11]〔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三《遂宁府》，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00页。

[12]〔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三《遂宁府》，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00页。

[13]〔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五五《遂宁府》，第4668页。

[14]〔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三《遂宁府》，第1103页。

[15]〔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五七《资州》，第4739页。

[16]〔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五八《普州》，第4779页。

[17]〔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六一《昌州》，第4878页。

[18]〔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六一《昌州》，第4879页。

[19]〔宋〕郭允蹈：《蜀鉴》卷八，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435页。

[20]〔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陈新译注：《宋人长江游记》，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

[21]〔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三，《陆放翁全集（中）》，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39—57页。

[22]蓝勇等：《明清成渝东大路重庆段四年考察札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6辑）》，巴蜀书社2014年版，第56页。

[23]〔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七七《万州》，第5178页。

[24]以上四条陆道资料来自《经世大典》和《析津志·天下站名》，参见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25]《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六，《明实录》第５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印行，第3077页。

[26]《寰宇通衢》，参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27]〔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一《成都府》、卷六二《重庆府》，《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28]正德《四川志》卷一二《成都府》、卷一三《重庆府》，正德十三年刻本。

[29]嘉靖《四川总志》卷九《重庆府》、卷三《成都府》，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30]〔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三，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第224页。

[31]万历《四川总志》卷二〇《经略志二·驿传》，万历九年刻本。

[32]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六《兵部二九·驿传》，明万历刻本。

[33]〔清〕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0—2191页。

[34]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35]康熙《成都府志》卷七，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36]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8页。

[37]嘉庆《华阳县志》卷二〇《废驿》，光绪十八年刻本。

[38]嘉庆《成都县志》卷一《驿传铺递》，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39]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舆地志》，同治十二年刻本。

[40]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第56页。

[41]咸丰《简州志》卷三《地舆志·驿传》，咸丰三年刻本。

[42]龙泉镇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志》（内部资料），成都地图出版社印刷厂1996年印刷，第10页。

[43]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第55页。

[44]咸丰《简州志》卷三《地舆志·驿传》。

[45]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第56页。

[46]乾隆《资阳县志》卷五《建置志》，乾隆三十年刻本。

[47]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第291页。

[48]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第56页。

[49]乾隆《资阳县志》卷五《建置志》。

[50]嘉庆《资阳县志》卷二《寺观》，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51]〔明〕曹烨：《星轺书·下》，《曹司马集》卷六，明代崇祯年间刻本。

[52]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第55—56页。

[53]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卷一二《武备志》，光绪二年刻本。

[54]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公署》，第56页。

[55]同治《内江县志》卷一《公署》，同治十年刻本。

[56]同治《内江县志》卷一《公署》，同治十年刻本。

[57]〔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二《重庆府》。

[58]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

[59]万历《四川总志》卷二〇《经略志二·驿传》。

[60]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六《兵部二九·驿传》。

[61]同治《隆昌县志》卷一九《驿传》，同治元年刻本。

[62]〔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二《重庆府》，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邮驿》。

[63]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六《兵部二九·驿传》。

[64]〔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二《重庆府》，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邮驿》。

[65]万历《四川总志》卷二〇《经略志二·驿传》；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六《兵部二九·驿传》。

[66]光绪《永川县志》卷三《建置·驿站》，光绪二十年刻本。

[67]〔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二《重庆府》；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邮驿》；万历《四川总志》卷二〇《经略志二·驿传》。

[68]〔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三，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第224页。

[69]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六《兵部二九·驿传》。

[70]道光《重庆府志》卷一《舆地志》，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页。

[71]〔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二《重庆府》；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邮驿》；万历《四川总志》卷二〇《经略志二·驿传》。

[72]〔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三，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第224页。

[73]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六《兵部二九·驿传》。

[74]〔明〕陈循等：《寰宇通志》卷六二《重庆府》；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万历《四川总志》卷二〇《经略志二·驿传》；〔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三，杨正泰：《明代驿站考》，第224页；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六《兵部二九·驿传》。

[75]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

[76]道光《重庆府志》卷六《武备志》，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下）》，第633页。

[77]铺名见正德《四川志》卷一二《成都府》、卷一三《重庆府》、卷一六《叙州府》。

[78]有关位置考证参见蓝勇等：《明清成渝东大路重庆段四年考察札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6辑）》，第38—75页；蓝勇等：《明清成渝东大路四川段考察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8辑）》，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2—30页。

[79]〔明〕张瀚著，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页。

[80]〔明〕曹烨：《星轺书下》，《曹司马集》卷六。

[81]嘉靖《四川总志》卷一六《经略志·驿传》；〔清〕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上《道路》，第2190—2191页。

[82]〔明〕黄汴著，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卷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83]〔明〕黄汴著，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卷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84]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三《驿传》，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旧志》，第187页。

[85]嘉庆《资阳县志》卷一《关隘》。

[86]道光《重庆府志》卷五《驿传》，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下）》，第633页。

[87]光绪《永川县志》卷三《建置》。

[88]〔清〕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436—437页。

[89]同治《新宁县志》卷一《疆域志》，同治八年刻本。

[90]《川乱述闻》，《申报》1898年10月19日，第1版。

[91]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二《驿传》。

[92]有关位置考证参见蓝勇等：《明清成渝东大路重庆段四年考察札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6辑）》，第38—75页；蓝勇等：《明清成渝东大路四川段考察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8辑）》，第2—30页。

[93]张大鉌：《巴蜀旅程谈》，姚祝萱主编：《新游记汇刊续编（第５册）》卷二八《四川游记》，中华书局1925年版，第2—23页。

[94]［日］沪友会编，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5页。

[95]〔清〕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83页。

[96]乾隆《隆昌县志》卷七《驿传》，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97]〔清〕周询：《蜀海丛谈》，第113页。

[98]〔清〕周询：《蜀海丛谈》，第116页。

[99]〔清〕周询：《蜀海丛谈》，第83页。

[100]〔清〕周询：《蜀海丛谈》，第84页。

[101]〔清〕周询：《蜀海丛谈》，第73页。

[102]〔清〕周询：《蜀海丛谈》，第115页。

[103]〔清〕周询：《蜀海丛谈》，第71页。

[104]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指南》，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70—171页。

[105]郑励俭编著：《四川新地志》，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285页。

[106]张大鉌：《巴蜀旅程谈续》，《地学杂志》1916年第6、7期。

[107]周传儒：《四川省一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63、65页。

[108]张大鉌：《巴蜀旅程谈续》，《地学杂志》1916年第6、7期。

[109]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1卷《四川省》，东亚同文会1941年版，第132—144页。

[110]自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贡市志》上册，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297页。

[111]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１卷《四川省》，第128页。

[112]乾隆《资阳县志》卷二《物产》。

[113]咸丰《资阳县志》卷七《食货考》，同治元年刻本。

[114]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卷八《食货志》。

[115]民国《资中县续修资州志》卷三《食货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116]张大鉌：《巴蜀旅程谈续》，《地学杂志》1916年第6、7期。

[117]周传儒：《四川省一瞥》，第63页。

[118]江昌绪编著：《四川省之主要物产》，重庆民生实业公司1936年版，第52—54页。

[119]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120]郑励俭编著：《四川新地志》，第226—337页。

[121]楼云林：《四川》，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22页。

[122]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１卷《四川省》，第694—705页。

[123]周开庆：《四川经济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6、151页。

[124]乾隆《隆昌县志》卷一〇《物产》。

[125]光绪《荣昌县志》卷一六，光绪十年刻本。

[126]光绪《内江县志》卷二《舆地志·物产·货属》，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127]咸丰《资阳县志》卷七《食货考》

[128]周传儒：《四川省一瞥》，第63页。

[129]张大鉌：《巴蜀旅程谈续》，《地学杂志》1916年第6、7期。

[130]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卷五《四川省》，东亚同文会1917年版，第148—149页。

[131]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336页。

[132]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1卷《四川省》，第694—716页。

[133]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版，第230页。

[134]周开庆：《四川经济志》，第208页。

[135]蓝勇：《中国川菜史》，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247页。

[136]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卷五《四川省》，第148—149页。

[137]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1卷《四川省》，第697—716页。

[138]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1卷《四川省》，第694—705页；张大鉌：《巴蜀旅程谈续》，《地学杂志》1916年第6、7期。

[139]周开庆：《四川经济志》，第151页。

[140]杜受祜、张学君主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141]《荣昌县志》编修委员会编纂：《荣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142]楼云林：《四川》，第230页。

[143]张大鉌：《巴蜀旅程谈续》，《地学杂志》1916年第6、7期。

[144]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第1卷《四川省》，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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